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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思想价值链”这一模型，我们可以将思想置于社会系统中加以考察，揭示其作为“结构性产物”的生成逻辑。当我们追问“为何某种思想能够影响历史进程”时，答案不仅取决于理论本身的逻辑魅力，更关键的是其背后的价值链是否完整，以及各环节能否契合当时社会的实际需求。—— 陈永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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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思想价值链看经济思想史
思想市场理论及其局限性
凯恩斯在其巨著《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结尾处，留下了一段名言：“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不论它们在对的时候还是在错的时候，都比一般所设想的要更有力量。的确，世界就是由它们统治着。讲求实际的人自认为他们不受任何学理的影响，可是他们经常是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俘虏。在空中听取灵感的当权的狂人，他们的狂乱想法不过是从若干年前学术界拙劣作家的作品中提炼出来的。我确信，和思想的逐渐侵蚀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被过分夸大了……不论早晚，不论好坏，危险的东西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
凯恩斯无疑说得对。事实上，当下许多热点经济问题，在前人的著述中几乎都能找到影子。例如，特朗普政府推动制造业回流、征收关税的政策构想，在很大程度上可追溯至德国历史学派，乃至更早的《汉密尔顿关于制造业的报告》。而广受关注的AI取代人类劳动力的问题，也可被视作李嘉图和马克思讨论的“机器替代工人”问题的现代版本。从这个角度看，了解经济思想史，有助于提升经济认知，增强对现实经济与政策的分析能力，颇具裨益。
然而，当我们真正翻开一本经济思想史的著作时，往往会发现它对读者并不那么“友好”。如同其他思想史作品，目前市面上的多数经济思想史著作普遍遵循一种“伟人—文本—范式”的书写模式，即将思想的发展简化为天才思想家的灵光乍现、经典文本的创造性诠释，以及学术范式的革命性更替。在实际写作中，这种模式很容易沦为对重要思想家观点的机械罗列，而读者在阅读时也常感困惑，难以理出逻辑脉络。
例如，十多年前我阅读经济思想史时，曾不断追问：为何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提出了许多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却被视为“空想”，难以形成现实影响？为何早在19世纪30年代，以古诺为代表的数理经济学家已提出边际主义思想，但鲜有人重视，而到了“边际革命”之后，它却迅速成为经济学主流？显然，要解答这些问题，我们不能只关注思想的“供给侧”，即思想家观点的演变，还应更多地关注思想的“需求侧”，即社会对思想的需要与接受。
针对“伟人—文本—范式”模式的上述问题，已有不少学者提出新的研究与写作思路，以重构思想史（不限于经济思想史）。在众多新兴研究路径中，一种颇具启发性的思路是“思想市场”（market for ideas）。
根据“思想市场”理论，思想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其供需关系亦遵循市场规律。思想家作为产品的提供者，追求名誉、地位、金钱等目标，同时也受意识形态、知识结构、经济条件和可支配时间等因素的制约。如同一般供给者，他们会在约束条件下尽力实现效用最大化，由此决定思想的供给。而需求者则包括政府、企业、学术团体以及普通公众，他们依据自身需要评估各种思想，这一过程便构成“思想产品”的定价机制。每一次技术革命、政治变革或意识形态的剧变，都会冲击思想产品的价格，进而改变思想市场的需求结构。供需双方的博弈共同决定思想的均衡产出，而任何影响供需结构的变量变化，也会推动思想范式的更替。
目前已有不少学者在思想史研究中采用该理论。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菲利普·基钦（Philip Kitcher）。他关注的是思想市场的一个子系统——“科学的认知市场”（cognitive market of science）。在他看来，该市场的供需关系较为单纯，科学家既是供给者也是需求者。思想的供给表现为新理论的提出，需求则体现在科学共同体对该理论的接受度。最终，科学思想的产生与传播，是科学家在时间、资金、声誉等资源约束下，通过竞争与选择形成的结果。
随后，罗吉尔·德朗赫（Rogier DeLanghe）进一步扩展了基钦的研究，提出“认知劳动分工”理论，并借助博弈论分析科学理论的生成。他指出，科学家需在“探索”（exploration）与“利用”（exploitation）之间权衡，而这一平衡决定了科学进步的节奏与方向。“探索”产生新理论，而理论亦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特性。初始阶段，新理论被采用者寥寥；随着证据积累，该理论逐渐成为主流，越来越多人选择“利用”它。但当“利用”者过多时，边际效益下降，一部分科学家便会转向“探索”新理论，推动新一轮理论更迭。通过这一机制，德朗赫很好地解释了科学领域新旧范式的更替过程。
可以说，基钦与德朗赫的研究很好地展示了“思想市场”理论的解释力。然而，当我们试图将该理论应用于经济思想史时，却仍会遭遇显著局限。相比自然科学，经济思想的演化路径更为复杂。一方面，自近代以来，自然科学的创新动力主要来自学术共同体内部，因此研究时可主要聚焦于学术圈内的博弈；而经济思想的发展则深受社会、经济、政治等外部因素影响，研究者必须将这些变量纳入考量。另一方面，正如卡尔·波普尔所指出的，自然科学中新理论的出现通常意味着旧理论的淘汰，特定时期往往只有一个主导范式；而在经济思想领域，新旧理论往往长期并存，形成多学派竞争的局面。基于以上问题，我们在将思想市场理论用于经济思想史的分析时，必须先对这个理论进行扩展。
从思想市场到思想价值链
借鉴“思想市场”的思路，我们可以将思想的产生与传播视为一个多环节的“知识产品”生产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第一环节是“原材料采集”，主要负责从社会现实中提取经验素材；第二环节是“概念构造”，通过概念抽象构建认知工具；第三环节是“理论构建”，将各类概念整合为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第四环节是“价值转化”，将理论转化为具有动员力的意识形态话语；第五环节是“传播吸收”，将意识形态话语进行广泛传播，最终嵌入社会制度与日常生活中。
正如一般产品的价值需通过完整的生产链条实现一样，思想的最终价值——即其社会影响力——也依赖于上述环节的协调运作。
价值链的每一个环节，均可视为一个独立的子“思想市场”。在这些子市场中，存在着不同类别的供给者与需求者，各市场的结构也不尽相同。
供需双方的博弈关系决定了每一环节中思想“中间产品”的生产状况，而整条价值链的整体运行状况，则决定了最终“知识产品”的形成与扩散。当价值链中的一个或多个环节因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时，整个思想价值链便会重组，社会主流思想也可能随之发生变迁。
借助“思想价值链”这一模型，我们可以将思想置于社会系统中加以考察，揭示其作为“结构性产物”的生成逻辑。当我们追问“为何某种思想能够影响历史进程”时，答案不仅取决于理论本身的逻辑魅力，更关键的是其背后的价值链是否完整，以及各环节能否契合当时社会的实际需求。
一个思想若要在现实中产生实际影响，必须完成从原材料采集到传播吸收之间的有效衔接与“跨层级跃迁”。以马克思主义的兴起为例：在马克思之前，已有大量学者搜集了19世纪欧洲工业革命所引发的劳资对立、周期性经济危机等问题的实证材料。马克思本人也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因此在“原材料采集”环节，供给已颇为充足。基于这些素材，马克思与恩格斯等人提炼出“剩余价值”“异化劳动”等核心概念，并围绕这些概念构建了历史唯物主义、剩余价值学说等理论体系，从而顺利完成了“概念构造”与“理论构建”环节。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将抽象理论转化为切实的行动纲领，并借助宣传、教育等方式推动其在社会中的广泛传播。最终，马克思主义得以从一套理论体系成长为改变世界的思想武器。从这一角度看，马克思主义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建立起一条完整且高效运作的思想价值链。
反观那些缺乏完整链条支撑的思想，往往难以转化为现实力量，易流于空想。以圣西门、傅立叶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就是典型案例。他们在“原材料采集”和“概念构造”环节均有重要建树，不仅搜集了大量反映现实矛盾的材料，也提出了“法朗吉”（Phalanstère）、“和谐制度”等富有想象力的概念。但其在“理论构建”环节相对薄弱，未能形成严密的理论体系，在“传播吸收”环节更是乏力，缺乏有效的制度化传播机制，最终未能将其理论转化为实际的社会变革力量。
思想价值链各环节的运作
需要注意的是，思想价值链的每一个环节都有其独特特征，作为思想市场的子市场，它们的运作也遵循各自的逻辑。
（1）原材料采集环节
思想的原材料根植于社会现实，几乎所有真正重要的思想都始于对经验材料的分析、整理与批判。对经济现象、社会矛盾以及政策效果的观察与记录，往往构成新经济思想的起点。例如，关于“大萧条”时期经济状况的丰富报导和系统记录，催生了凯恩斯主义及其后的多个重要经济思想流派；而对技术革命的观察，则是创新经济学思想产生的关键源头。
值得指出的是，经验材料并不会自动进入思想创造的过程，而是需要经过一个“问题化”的筛选环节。只有当某些现象被知识分子、政治精英等特定群体感知，并被界定为“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时，它们才有可能成为思想生产的起点。在这一过程中，那些更具典型性和冲击力的材料，往往比平实、客观的记录更能引起注意。因此，至少在思想专业化尚未确立之前，相较于“客观性”，“典型性”或“准确性”往往才是衡量原材料收集者成果的重要标准。
例如，相较于《荷马史诗》或《工作与时日》，记录在莎草纸上的古代账目虽然更具客观性，但对思想启发的意义却往往不及前者。
尽管在当代社会，已有大量统计学家、记者等专业人员从事经验材料的搜集工作，但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这一任务往往由作家、诗人等非专业人士“兼任”。显然，他们的写作动机并非是为经济思想提供素材，而是试图通过作品赢得财富、声望与社会认同。只有在经济相对繁荣、社会成员拥有足够剩余产品以支持文化消费的条件下，他们的愿望才可能实现。因此，至少在前现代社会，“原材料采集”这一环节的运作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
（2）概念构造与理论建构环节
与“原材料采集”不同，在“概念构造”和“理论建构”这两个环节中，思想的主要生产者往往是专业的理论人士。当然，部分概念也可能首先在公众舆论或非正式语境中出现。例如，“经济泡沫”（Economic Bubble）最早出现在关于1720年“南海泡沫事件”的报道中；“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一词也首先见于17—18世纪商人的日记、报刊专栏与贸易杂志。但若要基于这些概念进一步构建系统性的理论，仍需经过理论化的“转译”过程，而这一过程通常只能由具备理论素养的专业人士完成。
在不同历史阶段，这类理论人士的身份各异，可能是古希腊的哲学家、中世纪修道院的僧侣，或是现代大学中的教授。尽管身份差异显著，但他们在偏好结构上却呈现出某些一致性：相较于经济利益，他们更在意理论为其带来的声誉与认同；相较于公众舆论，他们更看重学术共同体的反馈。尽管部分理论家也关心思想对政策与社会的影响，但大多数人仍更专注于理论本身的完善与演绎。
正因如此，思想价值链在这两个环节上，往往形成一个以专业人士为主体的“内循环”市场。这一机制的优势在于能够使理论沿其内在逻辑持续演进，较少受到外部干扰；但同时，它也存在脱离现实、断裂于社会实际的风险，进而造成思想价值链的中断。
（3）价值转化与传播吸收环节
若将思想类比为商品，那么“价值转化”与“传播吸收”这两个环节就对应于商品的“营销”阶段。
“价值转化”主要负责对理论进行价值层面的包装，核心在于将中性的学术理论转化为带有善恶判断与行动号召的政治话语。例如，从《国富论》中理性的市场分析中提炼出“自由放任最优”的信条，并将其作为反对政府干预的政治主张，便是价值转化的典型体现。在实践中，要实现这种转化，往往需要锚定特定的目标群体，并结合其偏好与需求，为理论赋予明确的道德内涵；有时还需为其描绘一幅理想化的未来图景，增强其行动动力。
而“传播吸收”环节则负责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通俗化处理，通过媒体、出版、教育等传播机制，将这些经过价值包装的思想推送给更广泛的大众。
作为“营销”的承担者，这一阶段的思想推动者有时并不关心所传播理论的原始意义，而更关注其能否“销售”成功，以及能为自身带来何种“回报”——这种回报通常是政治或经济层面的，而非学术性的。为了实现“思想产品”的成功推广，他们可能对理论进行简化、片段化甚至重新诠释，将其转化为简明有力的口号、标语或叙事框架。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能出于传播便利或策略需要，对理论本身进行有意删改与重构。
从这个角度看，经过包装和传播的思想，往往已非理论原貌，而成为一种新的思想形态。遗憾的是，现实中我们接触到的众多“经典思想”，其实都已被这样一种“营销逻辑”深度加工过。
思想价值链的耦合和重组
思想价值链的各个环节之间存在“结构耦合”，这是其能够稳定运行的基础。在这种耦合状态下，原材料层的问题能够与概念层的抽象能力相匹配，理论层的解释力支撑意识形态层的动员力，而传播层的效率则保障思想在制度与日常生活中的嵌入深度。然而，一旦出现外部冲击打破了这种耦合状态，思想价值链就可能发生重组。在这一过程中，新的思想会涌现，与旧思想发生激烈碰撞，并最终促成一条全新的思想产业链的形成。
在外部冲击的作用下，思想价值链的重组通常会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失衡阶段。在这一阶段，价值链中的某一环节出现功能障碍，从而破坏原有的结构耦合。例如，原材料采集环节所提供的信息不再与既有理论相契合，或者传播层无法适应新媒体的变化等，都可能引发系统性失衡。
第二个阶段是断裂阶段。在这一阶段，原有思想价值链的破坏导致旧有思想的社会传播效率显著下降，与此同时，创造与传播新思想所带来的相对回报显著提升，进而推动新旧思想之间的地位发生逐步转移。
第三个阶段是重构阶段，新的要素逐步进入价值链的各个环节，推动一条新的思想价值链缓慢但稳定地建构起来。
这种思想价值链的重组过程，有时可能通过渐进的方式实现——例如学院派对凯恩斯主义的批判与修正；也可能是以激进革命的方式展开——例如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就是伴随一次深刻断裂而实现的变革。但无论路径如何，其本质都是社会系统对原有思想结构的重新塑造。
从机制上看，思想价值链的重组可以区分为五种典型模式。第一种是“上游断裂”，即原材料层的失效。当社会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主流社会矛盾发生转移时，支撑原有主流思想的事实基础便可能瓦解。新的社会经验与旧有理论之间的冲突，往往会激发思想上的重新思考。例如，在19世纪，自由竞争被广泛认为有利于经济发展，这种观点构成古典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经验支撑。但到了19世纪末，垄断资本主义的兴起以及经济危机的频发，逐渐动摇了自由放任主义“市场自动调节”的神话。正是新事实与旧理论的张力，推动了凯恩斯对古典学派的系统性反思，并催生了“凯恩斯主义革命”。
第二种模式是“中游重组”，即理论范式的更替。这通常发生在学术体系高度专业化的背景下，思想的生产主要由学术共同体承担，收益也主要来源于其内部机制，如职称、奖项与同行评价。在这种结构中，理论生产者往往首先考虑如何回应“圈内”的理论标准，而非社会现实的急迫问题。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边际革命”。自19世纪70年代起，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开始由古典主义向边际主义转变。与此前古典经济学的兴起以及之后“凯恩斯主义革命”的广泛社会动员不同，这场变革更像是一场由学术共同体主导的“圈内革命”。在这场变革中，学界成功地对“价值悖论”等纯理论问题提出了解释方案，并推动了数学方法在经济分析中的引入。然而，对于当时社会广泛关注的现实问题，例如工业革命所引发的失业、收入分配恶化等，边际主义并未提供优于古典学派的解答。
实际上，许多学者认为，在理论与现实的结合方面，边际主义及其延伸出的新古典经济学甚至不如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斯拉法指出，李嘉图的分析方法更能准确刻画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对经济长期动态的解释也优于边际主义者的框架。制度主义学者如凡勃伦、加尔布雷斯等人亦认为，古典经济学对社会结构与历史演化的关注，更有助于理解现实经济的复杂性，而强调个体理性选择与边际效率的新古典经济学在这方面则显得空洞和薄弱。
第三种模式是“下游反哺”，即实践经验反过来促发理论反思。经济思想具有高度政策导向性，现实政策的成功或失败常常构成理论合法性的重要验证机制。特别是在政策失败的情况下，原有理论的信任基础可能崩塌，从而催生新理论的诞生。二战之后，欧美国家普遍以凯恩斯主义作为政策指导，寄希望于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控需求，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然而，20世纪70年代的“滞涨”现象揭示出凯恩斯主义的局限，促使经济学界重新审视宏观调控的基本假设，并推动货币主义、理性预期等思想的兴起。
第四种模式是“传播革命”，即新的传播渠道引发的思想变革。在经济思想的演进过程中，除了理论的直接建构者之外，理论的传播者也可能成为推动范式转变的重要力量。尤其是在当今媒介技术高度发达的背景下，一些原本处于学术边缘的非主流思想，借助包装与传播策略，有可能实现话语地位的跃升，甚至取代既有主流，成为新的思想中心。
“现代货币理论”（MMT）便是一个典型案例。这一理论最初并未出自主流学院派，且长期因其“财政赤字货币化”主张饱受诟病。然而，随着伯尼·桑德斯等政治人物发现其与自身政治立场的契合，并借助社交媒体平台强力传播，该理论迅速获得了舆论关注。在金融危机后高债务现实的映衬下，MMT逐渐进入主流政策讨论的视野，完成了从学术边缘到制度核心的跃迁。
第五种模式是“多链竞争”，即不同思想价值链之间围绕现实议题展开并存式竞争。
如前所述，在经济学这样的人文社会学科中，各种思想之间的关系往往并不表现为单线性的范式更迭，而是以学派之间的竞争形式展开。基于不同的理论立场和分析框架，通常会形成多个相互竞争的学派。这些学派围绕若干关键的理论或政策议题展开争论，竞争的结果可能是某一学派在特定时期内脱颖而出，构建起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价值链；也可能是多个学派之间的相互吸收与融合，逐渐形成一条更加包容性的思想“主链”。
当经济与社会结构发生剧烈变革，社会各阶层的利益格局出现重新配置，不同群体纷纷寻求为自身立场提供理论支撑的思想资源时，这种“多链竞争”的情形尤为常见。例如，18世纪法国重农主义与重商主义之间的激烈争论，实质上反映了土地贵族与商业资产阶级在思想话语权上的较量。最终，重农主义提出的“自然秩序”理论因更契合新兴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被古典经济学吸收为其理论基础；而重商主义中的若干观点也被纳入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之中。融合了两者精华的古典经济学，最终成为当时社会主流的经济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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